为何改名

改名就是重新起名，无论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只要名字不如意，不吉利，必须弃用另起。改名是自我的二次塑造，是对美好人生的策划。

孙祥钟改名为秦汉，苏瑞芬改名为苏芮，陈港生改名为成龙，何加南改名为梅艳芳，刘福荣改名刘德华，郑创世改名为郑少秋，李美林改名为李玟，关家慧改名为关之琳，梁碧枝改名为梁咏琪，许宏琇改名为许茹芸，熊威改名为熊天平，张淑琴改名为张庭，徐晓春改名为徐怀钰，胡自雄改名为胡瓜……平实无奇的名字一经改动，这些人便成了天皇巨星们，这就是名字的魅力。

起名是每一个人出生就有的常例，而改名是特例，不具普遍性。但是，改名实际上也是起名，只不过原来的基础不是一无所有，而是原来就有一个名字，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工或更改，使改过的新名字能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和实际意义。

改名的事例古往今来实在不少，但改名要慎重，在改之前一定要验证一下名字的吉凶，凶则改，吉就保留不变，否则吉改为凶，运气会越来越差，还不如不改。

孩子刚生下来或小时候取名，自己不能参与意见，大多由父母家人以及亲戚朋友决定。如此取出的名字，能并不一定为孩子所喜欢，也不一定能体现出个人的性情和抱负。改名的情形是比较复杂的。有的是纯粹不喜欢过去的名字而改用新名。在前些年以至现在的乡村，人们还有给孩子取丑名的习俗；孩子长大后，尤其是读书以后，觉得名字难听、不雅，因而重新取名；有时候是自己取，有时候则是父母主动请人帮助改名。生活中常常可以见到这样的情形：一个孩子本来叫铁蛋、么妹，到县里上中学回来的时候，却变成了志坚、文援。又比如，鲁迅先生的伯父本来叫“仲升”，北京话发音“仲升”与“众生”相同，众生又是被用来指称牲畜的，含有骂人的意味。所以他不愿意用，硬改了一个该是老大叫的名字伯升。

有人改名，不一定是因为原名封建、鄙俗，而想取一个更有意义的好名字，比如有的女孩子觉得萍呀，花呀的不够好，便换一个新名字，或者把名字中的这类字眼去掉，留下另一意义较好的。比如原慧萍，去掉萍字，改成单名一个“慧”字。这类改名，动机在于对美的追求，改名者力图使自己的名字与自己的审美追求以及社会普遍的美学理想谐调。

用准确、鲜明地表现名主抱负、志趣的改名，所占比例恐怕是最大的。父母、家人给孩子取名，往往离不开自己的感情以及对孩子的期望，而这些又并不一定能与孩子的情感愿望吻合，所以就有改名的事情出现。如武则天、李自成的改名就是如此。又如宋代柳开，年轻时候倾慕韩愈，后来改名为开，自以为能别辟路径，另开门道。近代女革命家秋瑾，原名秋闺瑾，小名玉姑。后来为了表示女子不甘落后抱负，去掉了名中的“闰”字，又自号“竞雄”、“鉴湖女侠”。一代画师徐悲鸿，原名寿康，有福寿安康的意思。为了提醒自己在困苦的环境中振翼奋进，他毅然将自己的名字改“悲鸿”，并自号“江南贫侠”。

时代的变化风起云涌，迅猛无常，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点，有些人为了表现其抱负和对理想的选择，使其名达到“名如人”和“名言志”的效果，通常会毅然选择改名。

如清末的革命党人，投人革命队伍后纷纷改名，章太炎、蔡子民、胡汉民、汪精卫这些名字都是这种思潮的产物。胡汉民原名衍鸿，改名汉民，表示堂堂大汉之民。蔡元培本是前清进士、翰林院编修，字鹤卿；思想转变后，改字子民，表示为炎黄的孑遗之民。徐悲鸿原名徐寿康，中国著名画家。从小家境不好，没有上过正规的学校，但他从小就爱好画画。为了在社会上谋生立足，常做苦工的他非常想进“洋学堂”读书，可家里没有钱供他上学，又无人肯借钱给他，他深感世态炎凉，前途渺茫，不禁悲从中来，犹如鸿雁哀鸣，于是，他改名为“徐悲鸿”，立志发愤求学，靠自己的才能立足于世。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的各种思想都吹到了中国，于是有人应“风”改名。著名作家巴金原名李芾甘，在巴黎留学时开始崇信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因此从二人名字中的首尾各取一字而成现名。教育家陶行知从少年时便殷服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故名知行。留美后，他受实验主义的影响，认为凡事并非知而后行，而应行而后知，于是改名为行知。

在当代，因时代的影响而改名的也不少，其中影响最大的时代风潮恐怕是文化大革命。当时，为了紧跟潮流、紧跟党，许多人取名或改名卫红、学青、学彪，女孩子取名武、斌等等。在那个年代，因为名字升天者有之，落地者亦有之。追求时代风潮取名、改名是可以的，但千万不要把名字“绑在政治的战车上”，否则，结局大多是可笑、可悲的。因为一旦潮流转向，这些名字又变得很不合适，于是又会有人要改名。

改名大多自觉自愿的，但也不排除被动的情况。汉语同音字较多，偶然地写了别字，又不好纠正，这样将错就错的名字也是有的。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的改名就是如此。李四光原名李仲揆，14岁时候，他赴日留学，不小心在护照姓名栏里填入了年龄“十四”。护照是不能涂改的，于是他就将“十”字添笔改成”李”。但”李四”这名字不雅，他抬头一见“光被四表”的横匾，就在“四”字后加了一个“光”字。“四光”有“四方光明”的意思，算是个不错的名字。这种名字，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圈里总能找到一两个。不过，这种被动改名并非名主始料所及，另外的情形则是非改不可。

在封建时代，皇帝、上司的好恶关系到一个人的身家性命。皇帝老子不喜欢的名字就得改。

古代人不但在世时要避现在和以前帝王的讳，而且在死后还要避后世帝王的讳，而其中唐代历史学家、《史通》的作者刘知几可以说是很不幸，他因避讳而几次改名，最后弄得不知其正名为何。

他原名刘知几，先是避唐玄宗李隆基讳（“基”和“几”算作同音字）而改为刘子玄，后又因避清代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讳，改称刘知几。而同时又由于刘子玄名字已流传了近1000年，不能销声匿迹，则又被改称刘子元。这样，刘知几、刘子玄、刘子元三名一人，真不知九泉之下的史学大家知道后作何感想！

所以，对于帝王来说，为了给臣民减少因避讳而带来的麻烦，比较理智的办法便是缩小避讳的范围，如唐太宗在即位时曾下令，“其官号、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讳。”

在古代旧社会里，皇权是至高无上的，皇帝的名字同样神圣无比。不仅是凡夫俗子，王侯将相，就是神仙也要避讳。

如神话传说月宫中的仙女恒娥，因避汉文帝名“恒”字，也得更名为嫦娥。再如慈悲化身，救苦救难之神观世音，因其中的“世”与唐太宗李世民的“世”相同，唐以后一直避“世”字而简称“观音”。

在今天，人们的取名、改名早已摆脱了皇权贵族避讳的阴影，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还有一些人，为了隐蔽身份、身世而改名，主要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在旧社会人们因躲避乱世而隐姓埋名。如汉初名相张良，本是韩国的公族，是姬姓。后因秦始皇灭韩，集亡家破国之恨于一身的张良，散家资千万以报仇，终于得以击杀秦始皇，椎中副车，使秦始皇惊出一身冷汗。良为躲避追捕，乃改姓为张，改姓实则改名。

又如明清之际的著名政治活动家、哲学家、自然科学家方以智，志比天高，曾自称要把古今中外的知识烹于一炉，发明千古不失的道理。但由于其早年受奸臣魏忠贤余党阮大铖的诬陷，不得不辗转浙江、福建等地，两弃家室，五变姓名。

他先后名为吴石公，愚道人、方以智、大智等，又先后取别号弘智、药地五老、浮山笑翁、浮庐愚者、天界戒子、黑立道人等，息交绝游，过着由入世到出世的隐居生活。

这些改名的例子还有很多，如秦末的陈余、张耳、孔鲋等都曾隐匿真名而浪迹浮踪。

另一种是为从事某种特殊活动，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人们也常常隐蔽真实身份，更改自己的姓名。

著名作家茅盾，原名沈雁冰，北伐战争的失败，引起他思想上的极大震动。他因此由原先的文艺批评工作转而开始创作活动。为了说明当时内心的矛盾和痛苦，他发表小说《幻灭》时所署的笔名是“矛盾”，后来由于《小说月报》的编者认为“矛盾”显然是个假名，怕引起反动派的注意，依然会惹麻烦，于是改“矛”为“茅”。

为隐蔽身份、身世而改名，一般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用到。保持高度隐蔽是这种改名方式的唯一目的，因此，只要改后名字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可以说是一个好名字。

人们常常会因思想和身份的变化而改名，在改名的过程中，他们也会因各自身份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改名态度。比如说老百姓改名比较随便，知识分子改名很讲究，志士仁人改名充满激情，帝王将相改名故作高深和神秘。

我国历史上一些帝王将相的名字，开始是不很雅观的。如汉高祖刘邦小名刘三，魏武帝曹操的小名阿瞒，明太祖朱元璋小名重八等。

有的帝王将相之名甚至比凡夫俗子还要俗三分，如南朝宋武帝刘裕小字寄奴，西晋石崇小字齐奴，谢安的弟弟谢石小字石奴等。不过后来他们都因建立了自己的霸业，思想和身份发生了变化，于是也就都改成了现在史书上的名字。

在近现代，由于思想和身份发生变化而改名的现象更是司空见惯。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原名体干，后改宗光，入仕途以后又改名复，晚年思想趋于保守，潜心着书立说，又取号愈野老人。其思想认识的变化轨迹在他的名字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教育家陶行知，原名文浚，由于其信奉明代心学家王阳明的哲学观点：“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便改名为“知行”。后来，他又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便又改名为“行知”，改名反映了他思想的变化。

张太雷，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乳名泰来，取“否极泰来”之意。后在上学时期因满怀救国救民的理想和抱负，便取义于“复兴中华”，改名为“张复”。参加革命后，他又改名为“太雷”，一方面取“泰来”谐音，一方面寓意自己像太空中的雷霆，轰击着反动势力。改名反映了他与日俱长的革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