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与中国文化心理

       在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易经"素有“众经之首”和“大道之源”的称誉，既然当代西方心理学史家也把中国看作是心理学的第一个故乡，人们也已经逐渐意识到中国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心理思想和独特的心理学体系，那么这种中国文化的心理学意义，也自然会透过"易经"来传达其消息。在本文中，我们以"易经"为基础，分“易经中的心字”，“易传中的心意”和“易象中的心理”等几个方面来阐述"易经"所包含的“中国文化心理学”。同时，也将比较与分析"易经"对西方心理学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尤其是"易经"与分析心理学所建立的关系。
 1、"易经"与心之意义   
       我们将西方的Psychology翻译成了“心理学”，其中最大的特色莫过于使用了“心”字。尽管西方心理不的研究对曾以有“灵魂”（soul）、“意识”（consciousness）、或“行为”(behavior)或“认知”(cognition)的不同强调与变化，但是一个汉语的“心”字，却囊括了迄今为止所有心理学家对心理学问题的研究与思考。 "易经?系辞上"中有“圣人以此洗心”的描述，基中涉及到了“心”，反映着"易经"之心理学的深刻意蕴。"易经?系辞下"中还有易之“能说诸心，能研诸虑”的总结，"周易折中"释其本义为：“‘说诸心’者，心与理会，乾之事也。‘研诸虑’者，理因虑审，坤之事也。”（李光地纂（刘大钧整理）．周易折中．成都：巴蜀书社，1998．955，247，8，3）更是明确地表现出了"易经"中所包含的心理学理想。正所谓“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卦与象是"易经"的精髓；“意”与“情”都由心构成,属于心理学的最基本范畴（文中所引用"易经"原文，均出自"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我们曾经在“心与心理学”和“心理学与中国文化”等文中，探讨了汉字“心”的心理学意义。它可以在心身、心理和心灵三种不同的层次上，不同的心理学的意义；但以“心”为整体，却又包容着一种整体性的心理学思想体系。比如，在汉字或汉语中，思维、情感和意志，都是以心为主体，同时也都包含着“心”的整合性意义。这也正如“思”字的象征，既包容了心与脑，也包容了意识和潜意识。对此，"礼记.大学疏"中有精辟的论断，称之为“总包万虑谓之心”（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1673）。 西方心理学的早期发展，所侧重的是一种生理心理学，如实验心理学的创立者冯特的代表作，便是"生理心理学大纲"（1875）。其后来的发展是以意识和行为为研究的主题，尽管仍然把人的生理学作为心理学研究的生要基础。但是，再后来的发展，如弗洛伊德之后的荣格分析心理学，以人本主义第三势力心理学之后的第四势力心理学（Transpersonal Psychology──超个人心理学）等，却明确地要以人的心灵或灵性作为心理学研究与发展的主题。而作为这后来的发展，作为自称为后现代的西方心理学家，他们却是要在中国文化中吸取他们所需要的营养与支持。即使是作为认知心理学代表的学者如加德纳（H. Gardner），以及以其情感智力理论而闻名的学者高尔曼(D. Goleman)等，也都直言不讳中国文化心理学对他们的影响，尤其是“心”的心理学的意义与价值。 当我们以“心与心理学”为主题来思考中国文化心理学意义的时候，曾经被"周易?系辞上"的“圣人以此洗心”深深地打动。我们曾经以“Psychology of Heart”为论文的韪，参加瑞士爱诺思基金会（Eranos Foundation）关于"易经"的国际圆桌研讨会。透过一个“心”字，我们可以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来考察与分析"易经"与心理学。
2、"易经"中的心字内涵   
        通行本"周易"分为经和传两部分，经文由卦辞和爻辞组成，易传的部分则包括彖、象、系辞、文言、说卦、序卦和杂卦等“十翼”。在"周易"的卦爻辞中，有6个卦直接使用了心字8次，为我们留下了中国古代对心之义和心之理的最初规范，以及其所赋予的原型性的义理和内涵。 这6个卦分别为：坎卦（维心亨），明夷卦（获明夷之心），益卦（有孚惠心；立心勿恒），井卦（为我心恻），艮卦（其心不快；厉薰心），旅卦（我心不快）。属于心部的汉字在上下经的64卦中反复出现，其中如：悔、惕、性、恒、愁、惠、忧、思、憧憧等等。为此，我们以“坎卦”为例，进行如下的分析。 坎卦卦辞的原文是：“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程颐在其"程氏易传"中解释坎卦之卦象时说：“阳实在中，为中有孚信。‘维心亨’，维其心诚一，固能亨通。”这是说“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维心亨”也正是表达了其朴素至诚的道理。程颐还说，“至诚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险难之不可亨也？” 同时我们可以看出，"周易"经卦中出现的心字及其表述方式，如“维心亨”、“为我心恻”、“有孚惠心”等，与尚书和诗经中所使用的心字具有相似性，保留了汉语心字的原始面  及其基本蕴涵，并且保留了甲骨文及金文中心字与心词的古朴性。对此我们可以略作比较如下，如早期甲骨所载：“庚戌卜，口贞，王心若”、“午卜，贞，王心亡鼓”；（参见张立文（主编）．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25）"诗经.国风?邺.柏舟"之“我心匪鉴，不可以茹；我心匪石，不可以转；我心匪席，不可以卷。”（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296）以及"尚书.商书"中还有“启乃心，沃朕心。若药弗……”的描述，实为汉语“心药”的基本原型；而"易经.说卦传"中有：“坎为水，……其于人也为加忧，为心病。”实为“心病”的基本原型表现。 "易经"坎卦中的“心”义及其原型性的内涵，为后世发展的心学奠立了基础。李舜臣曾经评注说，“作"易"者，因坎离之中，而寓诚明之用，古圣人之心学也。”章潢说，“  六十四卦，独于坎卦指出心峄示人，可见心在身中，真如一阳陷于二阴之内，所谓道心惟微者此也。”"易传"中所发挥的“天地之心”，如复卦之“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复卦.彖辞"）；所主张的“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如咸卦之“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咸卦.彖辞"）；所提倡的“君子立心以恒”，如系辞之“君子安其身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便是心学的最初形态。 实际上，"易经"中所包含的心理学思想，并不拘泥于“心”字本身；正所谓“言生于象，固可寻言以观象。”并且古有“固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的主张。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对"易经"之卦象的分析，来作进一步的讨论。
 3、易经卦象之启示
      在"易经"的卦爻辞中易经卦象之中，包含着深刻的心理学道理；易传中的评论与解释，包含着丰富的心理学思想。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易经"中的卦象，来进行心理学的研究与分析。孔颖达在其"周易注疏"中说，“伏羲初画八卦，万物之象，皆在其中。”（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82，2）这正如"易经.系辞"中所揭示的：“圣人设卦观象”，“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易之为书，卦爻彖象之义备，而天地万物之情见。因而，凡是"易经"之64卦，384爻，拟诸形容之间，处处包含着丰富的象征性，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心理学的意义。首先，易中有象，在"周易"之象辞中集中反映着这种象征性的启示，诸如"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乾坤中包含着一种“君子之道”，包含着一种深刻的人格心理学理论。其次，即使是一个单一的卦象，其中六爻的变化，也可象征人生的心理发展。比如，孔子曾经以“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来形容自己一生的心路历程，从中也不难看出乾坤之六爻变化的痕迹。如“四十而不惑”与乾卦第3爻之“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或坤卦第3爻之“含章可贞”。或者说，从乾坤之六爻的变化中，可以来分析真正君子之道或君子之心路历程的演变与发展。再者，在"易经"的六十四卦之中，更有着重阐述心理规律的卦象。比如，象坎卦、艮卦、比卦、家人卦等等。在此，我们以咸卦为例，来进行易象的心理分析，以及我们对"易经"中心理象征性的理解。 咸卦由兑与艮组成，"易经.咸.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则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释其卦象，咸卦以艮兑相配，所表达的是山泽气息相通，万物皆互相感应之道理；但象中亦有情，艮为少男，兑为少女，男女相感之至情，已见于此。启观咸卦六爻，初阴四阳，二阴五阳，三阳六阴，皆阳感而阴应，阴感而阳应之象征。称其为感，所表现的正是交互相感之义。 因而，我们知道,这咸卦是象征“感应”的，揭示了感应之道。我们曾经将“感应”译为英文的“touching by heart and response from heart”，因为汉字的感与应，皆有“心”为主体。这可与西方心理学中的“刺激－反应”原理相互比较，两者所揭示的是不同的心理层面，所反映的是不同的心理学理想。感应是超于单纯的刺激反应的，其以心的象征性为主体，强调了这种心理过程的体验与感受性，以及情感的作用。而刺激反应则不然，所侧重的是对心理过程机制的描述。更为可贵的是，"易经"中咸卦的心理学意义，并不完全在于一种“普通心理学”的描述，它是将意识的心理学与无意识的心理学结合了起来。咸卦上兑下艮，乾在坤中，包含了“天地所感”的境界。因而，在“咸卦”之意象中，包含着“无心之感”的本质内涵，揭示了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的途径。这正如"易经?系辞"中的介绍：“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朱熹评注说：“无思、无为，言其无心也。寂然者，感之体。感通者，寂之用。人心之妙，其动静亦如此。”（朱熹（注）．周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45）无心之感，是"易经"中天地之心的呈现，是中国心学的精深境界。 咸卦感应之心理学的意义与象征性，却也并非局限于咸卦本身。从咸卦九四爻以下，复有困三解上，噬嗑之初上，否五鼎四，豫二复初，损三益上等，其义皆统于咸四。因为咸卦之第四爻，正为“心”之象征。对此，"易经?系辞"中有深刻的论述，将咸卦第四爻之意义发得淋漓尽致。如将其形容为“同归殊涂”，“一致百虑”；“精义入神”，“穷神知化”；并且主张“君子易其心而后语”，戒“立心勿恒”。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希望能够表现出"易经"中所包含的心理学思想的线索。老子说：“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王弼．老子注．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93．32）而"易经"则正是“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我们更希望当代的心理学家们，能够从"易经"中获得启迪。对此，我们可以用“易经与心理分析”，以及“爱诺思与易经”，来介绍"易经"对西方心理学的发展所已经产生的影响。    
 4、易经与分析心理学
在当代西方心理学发展的初期，尤其是心理分析和分析心理学发展的初期，便早已与"易经"结下了不解之缘。当卫礼贤（理查德??维尔海姆）在劳乃宣的帮助下，把"周易"翻译成德文的时候，已经通过他们的翻译，传递了其中古老的  中国文化心理学的信息。这正如卫礼贤的儿子海尔特??维尔海姆在该译本的英文版第三版（1967）序言中所说，“易经中所阐述的实际上是一种独特的人类心理现象。”（Wilhelm R, Bayness. The I Ching.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xvi-xvii）在这第三版的英译"易经"中，同样带有荣格为其德文本所撰写的“前言”，更是增加了"易经"对心理学的意义和影响。荣格曾经这样说：“"易经"中包含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和心灵；几千年中国伟大智者的共同倾注，历久而弥新，仍然对理解它的人，展现着无穷的意义和无限的启迪。”（Jung C G, Wilhelm R. 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 New York: Causeway Books, 1975. 141,144）这是荣格对"易经"的理解，以及其对于"易经"之情感的表达。荣格说，“任何一个象我这样，生而有幸能够与维尔海姆，与"易经"的预见性力量，做直接精神交流的人，都不能够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这里我们已经接触到了一个‘阿基米德点’，而这一‘阿基米德点’，足以动摇我们西方对于心理态度的基础。”（Jung C G, Wilhelm R. 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 New York: Causeway Books, 1975. 141,144）这个“阿基米德点”，是荣格对于"易经"的接受和理解，而这个“阿基米德点”，也正是荣格心理学发展的关键。 通过"易经"的帮助和启发，荣格提出了他的“共时性原则”（synchronicity），并将这种“共时性原则”，作为其分析心理学发展的一种内在基石。荣格说，我自己在对无意识心理学的研究中，发现西方的因果性原则在解释一些无心理活动和过程时，是不充分的；这也促使我寻求另外一种解释的原则。在英国学者保罗??戴维斯的名作"上帝与新物理学"一书的第六章：“精神与灵魂”中，作者将荣格的一段话作为该章的“导引”：“我就是相信，人类自我或曰人类灵魂的某一部分，不受制于时间和空间的法则——卡尔??荣格”。（保罗??戴维斯．上帝与新物理学．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76）荣格深信，心理现象，必将遵循着一种有别于物理法则的法则：“共时性”原则是荣格为之而奋斗的一种理想。荣格曾经说过，“建立在共时性原则基础上的思维方式，在"易经"中表现的最为充分，是中国思维方式的最集中的体现。而对于我们西方人来说，这种思维方式，从赫拉克利特之后, 便在哲学史上消失，只是在莱布尼兹那里出现过一些低微的回声”。（Jung C G, Wilhelm R. 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 New York: Causeway Books, 1975. 141,144）在这种意义上，荣格说，"易经"正好适合于分析心理学发展的需要。 从荣格以来，几乎所有的分析心理学家，都对"易经"情有独钟。"易经"与心理分析和分析心理学，建立了深厚的关系；众多的分析心理学家，都从"易经"中获得了深刻的启发；并且将这种深刻的启发，发挥为其心理分析的实践。对此，我们可以用“爱诺思与易经”为例子，来进一步说明"易经"对西方心理学所产生的影响。
5、爱诺思与"易经"
       “爱诺思”这个名字在西方具有东方的象征性意义，因为从其孕育和产生之日起，好象与中国文化，尤其是"易经"，结下了不解的渊缘。爱诺思的创始人奥尔加、弗罗—卡普泰因夫人（Olga Froebe-Kapteyn）,最初正是由于对"易经"的兴趣，邀请一些著名的汉学家或"易经"学者聚会，如理查德?? 维尔海姆(Richard Wilhelm)、鲁道夫、奥图(Rudolf Otto)和卡尔.荣格等，为爱诺思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每年都要举行的“爱诺思圆桌研讨会”，早已成为国际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活动。 正式的爱诺思圆桌研讨会开始于1933年，卡普泰因曾邀请荣格在1934年的爱诺思圆桌研讨会上，专门介绍"易经"的心理学意义。从1933年至50年代初，荣格几乎每年都要出席“爱诺思圆桌研讨会”，并且每次都是该系列圆桌研讨会的核心人物。因此，在瑞士苏黎士荣格研究院建立之前，爱诺思也就成了分析心理学的大本营。同时，"易经"与心理分析，"易经"的心理学意义，以及其深刻的文化意义，一直是爱诺思东西方文化圆桌研讨会的主旋律。 卡普泰因夫人的继承者，担任爱诺思基金会主席近40年的利策玛（R. Ritsema）博士，同时花了40余年的心血，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易经"，完成了影响深远的"周易"——“爱诺思易经版本”，一种独特的易经心理分析。 利策玛博士认为，"易经"充满灵性，充满了深刻的心理学意义，包含着目前西方深度潜意识心理学以及分析心理学的深刻道理。他说，“"易经"中包含着荣格所描述的原型力量。这种力量代表了生命的变化以及其意义的体验，其规律或道。”（Ritsema R. I Ching The Classic Chinese Oracle of Change. London: Element Books LTd, 1994.8-15）利策玛曾经这样来介绍他们所翻译和注解的"易经"：“我们这部书是把富有灵性的"易经"，作为一种心理学的工具。”利策玛认为，“"易经"填补了当代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缺口。”（同上）。他们的翻译与工作，是要把"易经"中的心理学根源，复兴为一种活生生的心理学实践；表现与发挥"易经"中的心理学意义，也正是爱诺思"易经"版本的最大特色。利策玛与斯提芬.卡赫（Stiphen Karcher），1989年以"爱诺思年鉴"的形式，发表了爱诺思"易经"第一版，并且为其取名为："周易：包罗万象的启迪"。接下来几年的爱诺思圆桌研讨会，基本上都是集中于对该"易经"版本的研讨，国际间著名的分析心理学家以及易经学者，频频聚会于爱诺思，共同研究爱诺思的"易经"版本，共同探讨"易经"中所包含的心理学意义。通过这些研讨，通过一种集体性的工作，也大大地改进与完善了爱诺思"易经"版本的内容与形式。1994年，英国基础出版公司又重新出版了爱诺思的"易经"，将其定名为"周易：中国的经典，变化的启示"。